摘要

 中国社会工作作为我国基层治理创新的一支重要专业力量，它需要在社区的现实生活场景中开展专业实践。这种依据生活实践建立起来的“人—场景”的双主体实践框架是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需要中国社会工作从场景自我出发，把个体自我在具体现实生活场景中的主体性发挥作为专业服务的目标，根本改变西方科学实证主义二元对立的哲学观。‍

 

引文格式：童敏.生活实践：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的考察[J].社会工作,2024(01):15-19+158.

 

一、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基本特征

自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以来，中国社会工作真正走向了一条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道路（徐选国、徐永祥，2016）。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目前我国持证社会工作者已达 93.1万人，全国社工站的覆盖率已达 78%。特别是在党的二十大之后，中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已经进入新时代，成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一支专业力量，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回顾近十多年的中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道路可以发现，中国社会工作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线路，它已然成长为我国基层治理创新的一支重要专业力量，承担着完善我国基层治理的重要责任，需要在社区现实生活场景中帮助居民解决实际问题，在减少社区基层治理的矛盾基础上，提升社区基层治理的效能（童敏、杜经国，2022）。

这样，解决居民现实生活场景中的实际问题应成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核心。而这样的实际问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同时受到人和环境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需要在具体的现实生活场景中来考察。一旦抽离这样的现实生活场景只关注其中的人或者环境或者人与环境的关系，都会曲解这种问题，不是夸大其中某个方面的因素，就是忽视其他方面的因素，导致无法有效解决这种现实生活场景中的实际问题，甚至有时候还会因为不当的问题解决方式制造新的、更多的问题（童敏、刘芳，2021）。显然，这种融入现实生活场景寻求问题解决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道路，完全不同于西方抽离现实生活场景的问题解决实践路径，它需要中国社会工作者建构依据于中国自身专业实践的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不以西方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的理论假设为基础。可见，这种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不是将西方专业社会工作进行“本土化”的改造，而是从中国的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实践出发提炼属于自身的社会工作实践知识和理论体系。当然，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工作者不是画地为牢、孤芳自赏，而是需要不断地与西方专业社会工作进行对话，创建一种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社会工作学派，不仅为中国社会工作事业，而且为国际社会工作事业，贡献中国自己的专业实践的智慧和理论探索的成果。

二、生活实践中的“人—场景”双主体实践框架

中国社会工作是在社区的现实生活场景中帮助居民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这种实践可以简单称之为生活实践，因为无论问题的界定还是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放在现实生活场景中来考察，始终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其目的也是促进居民现实生活状况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之所以强调中国社会工作是一种生活实践，是基于两个方面的现实考察。一是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地位和功能。中国社会工作作为我国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在基层的社区和家庭环境中开展专业实践的。这种专业实践具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解决居民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是一种生活实践。二是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的路径。中国社会工作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它们是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在机构临床实践基础上推进专业实践的。中国社会工作则是在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中出现的，它的主要工作场所是在社区和家庭，目的是改善居民的社区生活状况。显然，这是一种生活实践的发展路径。

生活实践是在社区的开放环境中开展的，不仅人是变动的，而且环境也是变动的，并且可以不断延伸，根本无法依据那种相对封闭的院舍环境所推崇的人适应环境的框架考察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而需要根据双向变动的要求建立“人—场景”的实践框架。在“人—场景”的实践框架下，人与场景是两个同时变动并且相互影响的主体，是一种双主体的实践框架，它不同于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只注重人对环境适应这种“人—环境”单一主体的实践逻辑。在“人—场景”双主体的实践框架下，人根本无法掌控场景的变化，只能将场景的变化融入自己的观察视野中，学会不断根据场景的变化调整自己的应对行动，以便找到在变动的场景中最佳成效的行动应对方式。这意味着，人们在现实生活场景中的行动尝试都是有条件的。

为此，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就需要注重行动反思，因为人们只有在行动应对中才能与场景建立直接的联系，人才能影响场景，场景也能同时影响人。一旦脱离人的应对行动来考察人对场景的影响只能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不是现实发生的过程。正是人的应对行动是一个实际发生的过程，所以这样的行动应对常常与现实生活场景的要求不一致，甚至两者有时还会出现剧烈的冲突。这意味着，人们在行动应对之后需要反思，找到阻碍人们应对行动的影响因素，从而能够在下一轮的行动应对中克服这些阻碍，提升人们行动应对的成效。显然，在始终变动的场景中，行动反思是人们学习有效行动应对的最佳方式。行动和反思这两个元素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三、场景自我：一种生活实践的自我观

显然，这种“人—场景”的实践框架把人放到了具体的现实生活场景中，目的是促进人们自我在特定现实生活场景中行动选择的理性，提升人们自我的主体性。此时，人们的自我既涉及与具体现实场景的关联，是人们对具体现实生活场景变化的把握，明确自我是特定现实生活场景中的自我，也涉及人们在具体现实生活场景中所做的行动决定，是人们自我主体性的体现，表明人们对具体现实生活场景的行动应对能力。可见，这种自我不同于人们的心理自我，并不存在于人们的心里。虽然它也涉及人们心理层面的感受、想法和情绪体验等，但是这些感受和体验是针对具体的现实生活场景的，并且随着现实生活场景的变化而变化。最为重要的是，这种心理感受和体验是否健康，不是依据人们内部心理的健康标准，而需要考察人们是否能够有效应对他们在现实生活场景面对的挑战。可以说，这是一种场景自我，需要人们在具体现实生活场景做出自我的行动应对选择（童敏、周晓彤，2023）。

实际上，从关联中界定自我并不稀缺。例如有女性主义学者就把人们的自我界定为“人际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认为人们的人际关系是第一位，而心理感受是第二位的，正是因为人们的人际关系出现了紧张和冲突，人们才会转向心理自我，获得心理的满足（Jordan，1991）。在部分女性主义学者看来，弗洛伊德心理学所强调的心理自我颠倒了人与现实的关系，把人的心理自我视为第一位，把适应环境视为第二位，导致人与环境的对立，这恰恰反映了科学实证主义的二元对立的哲学观。显然，这种心理自我观不仅把人与环境的关系视为是主体对客体的关系，很容易无视生活实践中场景的变动性，把现实生活场景作为需要掌控的对象，犯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而且容易导致人们不自觉地忽视自我在具体现实生活场景的行动选择的能力和自我的主体性，把精英和专家视为生活实践的权威，导致“生活的殖民化”。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女性主义学者注意到了心理自我观的局限，把人际关系作为自我选择的依据，但是实际上，人们不可能生活在人际关系的真空里，特别是在生活实践中，人需要与现实生活场景打交道，需要应对现实生活场景的变化。

可见，中国社会工作作为我国基层治理创新的一支重要专业力量，它也需要在现实生活场景中开展专业实践。这种依据生活实践建立起来的“人—场景”的双主体实践框架就可以成为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它需要中国社会工作从场景自我出发，把人们自我在具体现实生活场景中的主体性发挥作为专业服务的目标，根本改变西方科学实证主义二元对立的哲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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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